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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耕莘: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
来源:   发布日期:2008年05月26日  阅读次数: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
   在镇海城关三角地,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老房子—戴荣房,其主人即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华成烟草公司老板戴耕莘。20世纪20年代,戴耕莘抱着“抵御外侮,挽回利权”的实业救国思想,与挚友集资接盘了华成烟厂,后经增资改组,创办了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,决意发愤图强,先后创出了自己的品牌——金鼠牌和美丽牌香烟,打破了当时英美烟草公司独霸远东烟市场的局面,因而在上海实业界日具盛名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与挚友合作  创办华成烟草公司
   
    戴耕莘,又名芳达,原藉宁波镇海城西虹桥村中戴(又名洪桥戴家),1895年生。父亲戴运来,系著名旅沪商人,在镇海城关建有戴荣房宅宇一所,供家人居住。戴耕莘7岁时,其父在镇海为其延师设馆,启蒙就读。稍长,进上海澄衷学堂(澄衷中学前身)读书,16岁辍学就商,进英商怡大洋行作练习生。三年后离开怡大,进利昌铁行随父习贾。1919年父殁,他继承父业出任利昌铁行总经理,时年25岁。戴年轻有为,30岁时被推为上海总商会会董。其后,又因创办华成烟草公司成功,在实业界更具盛名。

    香烟(亦称卷烟)早先系国外输入,数量不多,自20世纪初,英美商人联合在上海设立英美烟草公司,并在浦东陆家嘴兴建第一批厂房起,外国公司制造的香烟就大规模地向中国各地倾销,而且牌子越来越多,烟厂也一再增多,大量中国钱财随之滚滚流入外商手中。其时很多中国商人为了振兴民族工业亦曾设法开设烟厂,但厂小资本少,又值军阀混战时期,得不到本国政府支持,在外资倾轧、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下,很多烟厂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。当时国人经营的烟厂中,规模较大的只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家,但因原料受限制仅堪自保。致使20世纪20年代前后,我国销售多数都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,诸如“老刀牌(亦称强盗牌)”、“红锡包(亦称大英牌)”、“绿锡包(亦称三炮台)”、“前门牌”等,国产的很少。

    华成烟草公司成立于1924年,它的前身为华成烟厂,开办于20世纪20年代初,地址在上海南阳桥(原南市区,现黄浦区),最初创办人虞成新、沈延康。因市场被英美烟草公司控制,烟厂连年亏损,虞、沈无力继续经营,将厂出盘。1924年4月,30岁的戴耕莘和同学挚友陈楚湘(烟界权威陈文鉴之子,镇海贵驷人)、曹庆华等,抱着“抵御外侮,挽回利权”的实业救国思想,集资4万银元盘下了华成基业,并继续沿用华成厂名,开始经营。后又集股增资,将工厂改组为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,戴耕莘任董事长,陈楚湘任总经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创国产名牌  打破外商独霸局面
   
    老华成烟厂原先生产的只有10支装“三旗牌”香烟,质量不高,无法与英美烟草公司产品匹敌,销路仅限于山东滕县一带。戴耕莘、陈楚湘经营华成后,决意奋发图强,首先提出要提高产品质量,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,为进入和占领国内市场创造条件。第二,要选好商标。他们开始经营烟厂的1924年,正好是农历甲子年,甲子属鼠,而鼠为十二生肖之首,中国民间原有“黄金鼠年”的祝福口彩,于是他们就以“金鼠”作为商标,配以高档烟叶,在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下,终于在简陋设备中制出了烟枝精挺的“金鼠牌”香烟。“金鼠”香烟烟味适口,可与当时畅销的“红锡包”香烟媲美,而售价低于“红锡包”,因之产品一出,很快就打开了销路。“金鼠”首战告捷后,数年又创新牌。他们发现著名坤伶吕美玉在时装京剧《失足恨》中拍摄的一张半身剧照,装束华贵、美丽动人,就别出心裁地请名画师为这幅剧照勾勒一金园形像框,框外缀绿叶数枚,再衬以虎黄色美术图案,作为商标(此事吕美玉提起诉讼,后经法庭判决,由华成公司一次性付给吕美玉2万银元结案)。生产了档次较高的“美丽牌”香烟。由于“美丽”香烟先用剔除烟梗的上等烟叶作原料,烟丝纯净,烟味醇和,加以商标精致华美,别具吸引力,在市场上颇受欢迎。

    随着“金鼠”、“美丽”牌的面世,他们又先后在广告上大做文章。“金鼠牌香烟,烟味好,价钿巧!”;“美丽牌香烟,有美皆备,无丽不臻。”他们除将这两条易懂、易记的广告标语在报刊、电台反复进行宣传外,在沪宁、沪杭铁路沿线的车站、码头、城镇、农村、乃至穷乡僻壤,到处树立广告牌,张贴广告画,还在城市的游艺场所,行驶的电车、公共汽车上绘制广告,促使产品销路不断扩大。特别是1925年上海发生“五州”惨案后,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。在“抵御洋货,提倡国货”的浪潮中,华成烟草公司的“金鼠牌”、“前门牌”的气势,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争得了市场,公司也因此大为盈利。它的股票原来100元票面只值30元,而后来涨至2000元,还没有人肯脱手,盛况可见。

    1927年,因原有厂房不够应用,公司在虹口汇山路(今霍山路)别建新厂房。1928年,除在宁波路设立总公司外,又在杭州、汉口设分公司,在香港、新加坡设代理经销处。之后,华成总厂又从大连路霍山路延伸到惠民路,占地约20亩,规模宏然。同时新增了“富贵”、“芬芳”等牌的香烟品种,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需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谋经营之道  不断提高企业效益
   
    1928年8月,陈楚湘因劳累过度,患神经衰弱需休养,董事会决定由戴耕莘兼任总经理,陈楚湘任常务董事,以备咨询。戴耕莘为了专心经营华成,不久将其父遗业利昌铁行停歇,从此全力投入烟业。
 
   在兼任总经理后,戴耕莘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:
 
   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 

  (1)扩大公司规模。建大连路仓库;在天津、南京等地设华成烟草分公司;投资广州,与人合资开设“国香”烟草公司。

  (2) 添置、更新机器设备。

  (3)精选管理人员,简化行政机构,将脱产职工人数控制在全厂职工总数的6%~9%(当时南洋和英美烟草公司的比例为10%~20%),减少成本支出。

  (4)整顿健全会计制度,并改旧式账册为新式薄记,请会计师每半年审核一次。

  (5)请行家担任领导,推动业务发展。分厂厂长顾少卿、吴熊渭对烟草业务非常熟悉,精明能干,1929年起,戴耕莘就先后聘他俩为华成总厂厂长和副厂长;股东沈星德(沈师,慈溪人),从小在镇海骆驼正裕烟号学业,后到上海德丰烟行任司帐,又在宝大烟号和德泰烟号任过经理,在销售业务上颇有能耐,1930年后,戴耕莘就聘他为华成烟草公司协理,分管供销业务。再如,担任常务董事的沈德华,从事烟号司帐和经理多年,在产品推销上亦富有经验。戴耕莘就是依靠这些行家作为公司各部门的业务领导,使业务蒸蒸日上。

   (6)不断进行广告宣传。在保证产品质量前提下,戴耕莘十分重视产品的广告效益。在兼任总经理后,他和他的助手们除继续利用报刊、电台和广告牌、画进行宣传外,还在上海南京路日升楼和虹口总厂屋顶装设霓虹灯广告。

    由于戴耕莘的苦心经营,公司获得不断发展、壮大。1932年后,戴因操劳过度,常患疾病,但他仍坚持职位。1934年戴心脏病复发后去德国治疗,但即使如此,他仍不忘公司经营。为学习外国经验,他在回国途中,特地从西欧转道产烟地区,对烟叶的种植、焙制、交易等情况进行考察。回国后,他又亲临胶济铁路沿线,视察当地烟叶种植和收购情况。为提高烟叶原料质量,1935年,他在长辛店置地41亩建造烟场,作为公司收购烟叶和焙制、监质基地。

    1938年,戴耕莘再度患病入院,其时陈楚湘病体己得康复,戴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去兼职,请陈楚湘任总经理,自己留任董事长。

    自1924年戴耕莘和陈楚湘等盘下老“华成”并着手经营起到1933年时,华成烟草公司的次本额己从4万元跃进到360万元,整整提高90位。1932年“金鼠”牌香烟在上海的销售额己占各种香烟之冠。到1936年底公司资产总额增至1239万元,卷烟机亦由1924年的3台扩展到1937年70台。日产卷烟500余大箱。职工人数从1924年140人,到1937年增至2000人,生产旺季时加上临时工,总数多达4000人左右,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当时民族工业中实属罕见。

    1945年搞战胜利后,民众皆望华夏从此中兴,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忙于争权夺利,媚外抑内,置民生于度外,遂使洋货再度倾销,民族工业奄奄一息,而烟厂受打击最烈。特别是那些官司僚资本,为图攫暴利、垄断市场,勒令在沪烟上,凡在沦陷期内开工营业者一律停闭,并不得以官价结算外汇。在这种情况下,戴耕莘不管病躯,只身赴重庆向有关当局据理力争。由于他在当时社会声望颇高,又慑于公论,终于使当局收回成命,各烟厂得获复苏。1946年戴耕莘被推为上海市烟业同业公会理事长。在些前后,他还兼任上海市商会监事、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分会理事、上海广益善堂副董事长、上海妇孺救济总会董事、中国华一印刷公司董事长、青岛烟叶公司董事长等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为社会公益  千方百计捐资出力

    戴耕莘不仅是实业界巨子,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。
   
    1922年、1923年夏,浙江淫雨,洪水为灾,他除自己捐助巨资外,并向友好劝募,曾得省公署嘉褒;1925年闸北属华界,因军阀混战,市政不修,火灾频闻,戴耕莘与邻近厂商商议,出资购置新式消防设备,兴办了闸北二段救火会,并被推为会长;三十年代初,华成烟草公司稍有发展,他即兴办华成职工子弟学校于总厂附近;在家乡洪桥,他除继承父业在宗祠设义学,让族中子弟免费就读外,1934年又新建大屋5间,供族人在婚丧时免费使用;1947年,镇海筹建辛成中学时,他以戴荣房名义捐建三层教育兼办公大楼一幢。他还寓广告于善举之中,如在浙江等地乡镇的偏辟要道,建造“金鼠亭”、“美丽亭”等凉亭,既方便行人避雨歇息,又起到广泛的宣播作用;1934年,宁波为新建灵桥募集资金时,戴耕莘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捐资一万(银)元;金衢1934年,宁波为新建灵桥募集资金时,戴耕莘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捐资一万(银)元;金衢地区山洪爆发,戴耕莘又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,紧急拨款用火车免费运送灾民到安全地区,并建厂施粥,安顿住宿,使千余灾民得援。这些善举使华成公司名溢四扬,而其资金均在广告费中支出。

    1948年戴耕莘因病去国外治疗。我国大陆解放时,他恰好行经香港,得悉新中国成立,即毅然返沪,与实业界好友包达三、盛丕华、刘鸿生、吴蕴初等著名爱国人士,拟共同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。无奈因体力不支,只好嘱其子戴伦庠(后被选为静安区政协委员)追随诸前辈为国效力。自己则居家养病。1955年秋,医生诊断其患癌症,但10月20日华成公司公私合营成立大会时,他仍勉力出席,表示夙愿。然从此不起,1956年10月2日,病逝上海。

    华成公司,亦于1959年国家调配工业企业时,在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下,转入新兴的电子工业。  

       镇海区文化办根据《创业上海滩》整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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